康來昌前台北信友堂牧師・范德堡大學倫理學博士

康來昌（Rev. Paul Kong），1949 年生於台灣，是華人教會界兼具學院訓練與牧會資歷的牧者：范德堡大學神學院倫理學博士，曾任中華福音神學院老師、教務主任，1995 年起牧養台北信友堂二十一年，2016 年退休[1][2]。

他的講道與文字以神學倫理、文化評論與聖經詮釋見長。校園書房至今仍出版其著作，如《天國故事集——康來昌牧師談耶穌的比喻 32 則》《度金針：介紹古典文學與基督教》；其他二手作者簡介列出的代表作尚有《喜從何來》《流浪的神》《聖經內外》《井歌》《當十字架變為十字軍》《基督徒的最後試探》，以及譯作《神、啟示、權威》《新約鑑別學》《早期基督教教義》等（完整書目待與出版社資料逐本核對）[1][6]。2014 年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《心版》訪談形容他「原本學術中人，著作等身；後專心牧會和教導，心得深刻」[3]。

康來昌的父母都是教書的，家庭簡單。他自述信主經過「更簡單」：1949 年出生時台灣經濟落後，父母那一輩「天天怕共產黨打過來」；父母的朋友帶他們去教會，父母就信了，父母朋友的小孩帶他去教會，「我也就一直信下去。當然也會有很多掙扎，但是我就信了」[3]。

他的信仰並沒有戲劇性的「大墮落後突然悔改」的故事；真正伴隨他數十年的，是兩個神學問題：其一，如果有上帝，為什麼上帝有時顯得不夠良善、令人難以理解？其二，聖經中看似存在的矛盾，是否還能相信它是神的話？他在 2014 年的一篇長篇訪談中回顧，自己不是靠一次性的理性解答跨過這些疑問，而是在長期認識基督與信仰實踐中，逐漸對上帝與聖經產生信服[3]。因此康來昌的神學特色，不是「從來沒有疑問」，而是「在強烈疑問中長期思考，最後形成對恩典與聖經權威的信念」。

1979 年，他赴美進入范德堡（Vanderbilt）大學神學院攻讀基督教倫理學，前後十年，1989 年取得博士學位[1]。回台後，1989 至 1995 年在中華福音神學院任教，曾任教務主任[1][3]。

康來昌早期主要以神學教育、研究與寫作為事奉核心；1990 年代中期逐漸轉向地方教會牧養——1995 年，他卸下華神教職，加入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信友堂，1997 年按立為牧師[1][3][5]。他解釋這個轉向：「我非常喜歡教書，但神就感動我，還是需要走更真實的道路，要去牧養教會。」學生挽留說「康老師，你不能走啊，我們不能沒有你！」他答：「生活中不能沒有的東西只能是上帝，其他都是偶像；而上帝最喜歡除偶像了，你們這樣是要我死嗎？」[2]對他而言，牧會並不是離開神學，而是使抽象的神學更多進入人的婚姻、痛苦、罪、恩典與日常信仰生活（此為據其訪談所作的綜合描述）[3]。

生活中不能沒有的東西只能是上帝，其他都是偶像。

——康來昌（基督教今日報專訪，2018）

康來昌 1995–2016 年牧養台北信友堂[1]。該堂屬「中華基督教長老會」系統，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並非同一宗派[2]。他自述神學立場：「我是非常相信預定論的」，並認為上帝把他擺在這個教會「有最美的心意」[2]。

對於教書與牧會的差別，他引孟子「人之患好為人師」自況：「牧會就很累啊，不像教書那樣動嘴皮子，就可以把台下的人弄得如癡如醉。」在神學院任教時，他說自己每堂課都有許多領受；牧會則是「更真實的道路」[2]。

在 2018 年基督教今日報的專訪中，他談法利賽人的特點：「最重要的不是偽善或論斷別人，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：自大、自義」，並提醒基督徒「我們什麼時候自大、自義，就什麼時候從救恩中墜落」[2]。

恩典中的現實主義。康來昌的信息常處理上帝主權、恩典、人的罪、十字架、因信稱義、苦難、神的旨意、婚姻與聖經權威等主題。他對「神的旨意」的教導尤具代表性：相較於不斷追問神是否用特殊方式告訴人該選哪個工作、哪位配偶，他更強調聖經已經啟示的旨意——信靠神、聖潔、良善、愛神與愛人。這種方向，顯示他的實踐神學帶有很強的「反神祕化」與「回到聖經已知啟示」的特色[1][3]。

1. 1949

   生於台灣，父母皆為教師；自幼隨父母上教會[1][3]

2. 1979

   赴美入范德堡大學神學院攻讀基督教倫理學[1]

3. 1989任教華神

   取得倫理學博士；回台任中華福音神學院老師（至 1995），曾任教務主任[1][3]

4. 1995牧會

   卸下華神教職，受台北信友堂延聘全時間傳道[1][5]

5. 1997按牧

   於信友堂按立為牧師[5]

6. 2014

   主領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秋季佈道會，《心版》專訪，談長期信仰掙扎[3]

7. 2016退休

   自信友堂退休[1]

8. 2018

   接受基督教今日報專訪，談信仰、父子對話與牧會體會[2]

康來昌的影響在兩個層面：一是神學教育——他在華神任教六年（含教務主任），是 1990 年代華神學生共同記憶中的老師[1][3]；二是文字與講道——從《喜從何來》到《聖經內外》，他的書介於神學、文學與文化評論之間，在華人知識份子信徒中擁有穩定讀者群[1]。

退休後，他仍常受邀至各宗派教會與特會講道[1][3]。他對自己的定位始終謙卑——在專訪中，他把一切的安排歸給上帝：相信預定論的人，連牧會的教會都是「上帝擺在這裡，有最美的心意」[2]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