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慕皚1941–2017
建道神學院院長・九龍城浸信會主任牧師

張慕皚（1941–2017）是香港的浸信會牧師與福音派神學教育家，1980 至 2005 年任建道神學院院長，1986 至 2008 年任九龍城浸信會主任牧師，並曾七次擔任港九培靈研經會講員[3][4]。

他有二十多年同時扛著兩份全職的工作：平日在長洲的建道神學院當院長，週末回到九龍城講道、牧會[1][6]。這二十多年正好是香港最不安定的年代——中英談判、六四、移民潮、九七。許多人走了，有神學院停止投資，他卻在這段時間把建道的校舍、師資和課程一路擴大[6]。

他的神學立場清楚而保守：堅持聖經無謬誤，批評把神蹟奇事當成教會增長的路線，也主張教會與政權保持距離。但認識他的人更常提起的，是他的溫和——他說自己只是一個「交通指揮員」，在同工的研究受到猛烈攻擊時，仍維護學術自由[6]。

張慕皚 1941 年 8 月 25 日生在香港，父親張順通、母親許秀鳳，籍貫廣東普寧，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上有三個姊姊和一個哥哥[1]。他出生時日軍正佔領香港，全家逃到汕頭；1949、50 年間政權更替，據家人所知，他們坐上最後幾班船之一回到香港，那年他八、九歲[1][6]。他是第三代基督徒，能用潮州話講道[6]。

回港後，他隨家人在九龍城生命堂聚會，讀循道小學、九龍華仁中學，少年時參加九龍城潮語浸信會的團契，跟著去街頭佈道[1][4]。中學畢業後他教了一年英文，又在姊姊的農場安靜等候，確定要奉獻事主[1]。

1965 年他飛往加拿大，原本要去薩斯喀徹溫省的沙省大學。飛機停在雷城（Regina），友人介紹他到加拿大聖經學院借宿一晚；第二天一早，一位說廣東話的西國宣教士來敲門——宣道會的包忠傑牧師。兩人一見如故，包忠傑說服他轉到雷城分校上課[1]。這一夜的借宿，開啟了他與加拿大神學院、後來又與建道神學院的關係。他在大學主修英國文學，同時在雷城華人宣道會當翻譯、團契導師和主日學老師[1]。

1967 年畢業後，他到芝加哥近郊的三一福音神學院。蔡少琪的追思文記下他選校的理由：那時富勒神學院正在改變，有老師主張聖經是「有限的無謬誤」，而他看重聖經的權威；在三一，他師從 Kenneth Kantzer，老師讓學生讀自由派的書，再教他們怎樣回應，「所以，我在教書時，也十分著重教導聖經的權威」[6]。1970 年，他在三年內完成兩個碩士學位[1]。

在芝加哥，他認識了在西北大學教鋼琴的張美萍；1970 年 8 月 8 日兩人結婚，一起到德州的西南浸信會神學院，他讀神學博士，主修基督教倫理學，她兼教音樂、選修聖樂博士課程。1973 年他通過資格考試，同年 8 月底受邀回加拿大聖經學院任教，兩年內完成論文，1975 年取得博士[1][3]。學校後來發展成加拿大神學院，他在那裡教了七年，教過的華人學生最多時超過四十人，其中不少後來在北美華人教會牧會[1][6]。

回香港原本不在他的計畫裡。1979 年秋天，他利用半年的安息年到中國神學研究院教書，同時應岳父——九龍城浸信會主任牧師張有光——之請，替他分擔部分講台[1][4]。那時夫婦倆都沒有回港事奉的打算：兒子們的語言不容易適應，建道又遠在長洲[1]。

他回到加拿大的下學期，收到滕近輝以建道院董會主席名義發出的邀請，請他回港任院長。他後來想出的解法是：一家住在九龍城，兒子讀英式小學，他自己每天往返長洲，週末在城浸講道。他也想到父親漸老，希望在父親還在時盡孝。於是他接下院長，同時成為城浸的特約講員[1]。1980 年，他正式出任建道神學院院長，那年 10 月寫下第一篇院訊[3][6]。滕近輝後來常笑說，他對學院最大的功績，就是找到一位全職的華人院長[6]。

他是浸信會背景的人，卻在宣道會的神學院當院長，按牧也有一番曲折。城浸的生平事略稱這是「例外的例外」：1984 年 12 月 2 日，他由建道神學院與宣道會區聯會在九龍塘宣道會按立，許多城浸會友到場支持這位已經牧養他們幾年的牧者[1][4]。

他上任時，建道的規模很小：一季的支出約二十一萬港元，一年不到一百萬；1984 年，全職講師只剩五人。到 2005 年他退休時，學院一年的支出是兩千四百萬——二十五年間增長了二十五倍[6]。

他第一期的院訊就說，一間神學院像一間教會，不能只死守傳統，要按時代需要修改和創新[6]。四個月後，他公布了發展方針：鞏固課程、設立聖樂系與加強基督教教育、訂立校舍擴建藍圖、加強與教會的溝通[6]。此後的二十五年，建道陸續建成以下建築：

依蔡少琪追思文整理[6]

課程也一路升格：1983 年開辦教牧學碩士，1985 年第一屆碩士生畢業；1991 年起有道學碩士畢業生；1995 年開辦教牧學博士，1996 年神學碩士；他退休前開始籌辦哲學博士課程，2008 年收第一屆學生[6]。1985 年起兩年間，學院一次增聘多位年輕老師，潘仕楷、梁家麟、曾景雯、馮耀榮、黃碩然等人後來成為長期同工[6]。到 1999 年建道百週年時，老師團隊已有二十多人[6]。

最難的是時局。1982 年中英開始談判，很多人擔心將來失去自由，移民成了風潮。當海外有人質疑在這個時候擴建是冒險，他在院訊回答：屬靈的投資，看的不是物質的回報，而是結出的屬靈果子[6]。1989 年六四之後，許多牧者移民，有神學院停止投資，甚至撤離。他寫道：

別忘記大部分香港人想走也沒法走……當環境越黑暗，局勢越嚴峻，人心越不安的時候，也是人最需要福音的時候。

——張慕皚〈建道與香港的未來〉（蔡少琪追思文轉引）[6]

1991 年 12 月的一個晚上，他打電話給梁家麟，建議學院成立一個研究中國的中心。1993 年 2 月，建道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，由梁家麟和邢福增主持[6]。2005 年，他把院長交給梁家麟，在交接時寫了一封〈寫給梁家麟牧師的信〉[3]。榮休前被問到怎樣評價自己的院長生涯，他笑著說：「自己零分，神就一百分。」[6]

九龍城浸信會的紀錄，把他與教會的關係算成三十八年。外界多說他 1986 年起任主任牧師，但城浸自己的年表分得更細[2][3]：

依《九龍城浸信會雙月刊》2018 年 2 月號事奉年表[2]；建道資源頁另記主任牧師為 1986–2008[3]

他在城浸最為人記得的是講台。他喜歡逐節解經，先後講完約書亞記、士師記、傳道書、箴言和耶穌的比喻；其中箴言講了整整七年，後來由建道整理成四冊、八十多萬字的講章[3][6]。

教會的組織也在他任內成形。1989 年 8 月 27 日，城浸同日設立差會、耆壯中心和青少年中心；1999 年開辦有系統的信徒訓練；2000 年把主日學與助道會合併為成長班，改採按年齡分部牧養；2004 年設立成年發展中心。1994 至 2013 年間，教會按立了十五位牧師，其中多位後來擔任主任牧師、差會主任等職[2]。接任主任牧師的蔡少琪，形容他是「忠於聖經、愛惜同工、不怕勞苦、言之有物、謹慎自己、胸懷普世和依靠神恩之牧者中的牧者」[1]。

城浸是港九培靈研經會的主場。他從 1979 年起擔任大會講員，先後於 1979、1982、1986、1992、1993、2000、2007 年共七次登台，是獲邀最多的三位講員之一（另兩位是鮑會園與滕近輝）[4][6]。有一年原定的講員史保羅臨時病倒，大會前一週才請他頂上，他照樣講完[4][6]。他說自己的原則是深入淺出、多用合適的例子；盡了力，就不必太介意講得好不好[4]。

張慕皚在華人教會最常被引用的立場，是對靈恩運動的評論。他的著作包括《近代靈恩運動：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》與《神蹟、醫治、趕鬼、佈道》[3][5]。但他的批評並不是一筆抹殺。蔡少琪的追思文引他的話：各地的靈恩派特色不同，「不能有一致性的定論」；當代靈恩運動也有許多值得欣賞的地方——傳福音積極、在敬拜中尋求神的同在、看重恩賜與肢體生活——對「一些僵化而沉悶的福音派教會」是極大的挑戰[6]。

他的分界在於教會增長靠什麼。他認為新約教會的興旺，是聖靈透過「神道」彰顯能力，而不是透過「神蹟」；因此主張教會走「神道」路線，而不是把神蹟奇事當成追求的目標[6]。他也反過來提醒福音派：走神道路線的教會不夠興旺，問題在於「信徒追求『神道』的多，而肯行道的少」[6]。

在婦女事奉的問題上，宣道會與不少福音派教會曾為是否按立女牧師爭論。他的文章〈從聖經看婦女的地位及事奉〉主張：教會中男性的主導與女性的按牧並不牴觸，新約中有女使徒、女執事、女先知和女教師[6]。蔡少琪認為這篇文章為宣道會的立場帶來關鍵的神學分析[6]。2004、2006 年，他也在院訊撰文討論同性婚姻與同性戀問題，主張教會除了研究聖經的看法，還需要長遠的對策[3]。

對政教關係，2014 年 8 月九龍城浸信會舉辦講座時，他談了自己的看法：政教分離是一種「互助式的友善分離」——政府不干預教會的行政，教會也不干預政府的施政，但兩者在辦學校、醫院上仍可合作；教會可以用教會名義做社會服務，至於社會行動則另當別論。對公民抗命，他認為必須是「大是大非」的問題才可為之，例如政府殘殺無辜、禁止敬拜或禁止傳福音，而且只有非暴力的抗命才有功效、受人尊重[7]。同場的另一位講員禤智偉則主張教會應與政權保持更大的批判距離，連財政上的合作都應盡量避免[7]——同一講台上，就有兩種不同的福音派看法。

1. 1941/08/25

   生於香港[1]

2. 1949–50

   由汕頭隨家人回港[1][6]

3. 1965

   赴加拿大，入雷城加拿大聖經學院、沙省大學[1]

4. 1970

   三一福音神學院文學碩士、道學碩士；8 月 8 日與張美萍結婚[1]

5. 1973

   回加拿大聖經學院任教[1]

6. 1975博士

   西南浸信會神學院神學博士[1][3]

7. 1979

   安息年到中國神學研究院任教；首次任港九培靈研經會講員[1][4]

8. 1980院長

   出任建道神學院院長[3][6]

9. 1984/12/02

   按立為牧師；9 月起任九龍城浸信會義務主任牧師[1][2]

10. 1989

    城浸設立差會、耆壯與青少年中心；六四後撰文鼓勵留港事奉[2][6]

11. 1990/09

    任九龍城浸信會主任牧師[2]

12. 1993/02

    建道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成立[6]

13. 2005

    卸任建道院長，由梁家麟接任[3]

14. 2007

    第七次任港九培靈研經會講員；轉任城浸資深牧師[2][4]

15. 2009/08

    任城浸榮譽會牧[2]

16. 2014/08

    在城浸講座談政教關係與公民抗命[7]

17. 2017/11/22逝世

    換腎後併發淋巴癌，過世，76 歲[1][5]

建道神學院的院長悼訊說，他「帶領建道神學院凡廿五載，居功厥偉」[5]。蔡少琪把建道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三位院長並列：劉福群讓建道在政權更替後紮根香港，滕近輝開始了華人主理的時代，張慕皚則在香港騰飛、中國改革開放與九七前後，讓建道全方位發展[6]。

他的影響有一個不易量化的部分：在一個許多人準備離開的城市，他選擇擴建、增聘、開辦更高的學位，並開始研究中國教會。這個決定在當時被視為冒險[6]，到 1999 年百週年時，建道的教師團隊已是華人神學界最大的團隊之一[6]。他也示範了一種今天較少見的牧者形象——同時是院長、學者和每週講道的堂會牧師。

2012 年起他腎衰竭，身體越來越不穩定；2017 年 4 月換腎，原以為能揭開新的一頁，9 月底卻出現抗排斥藥引發的問題，最後誘發淋巴癌。11 月 22 日下午，他在家人陪伴下過世[1][5]。他在退休時說過一句話：「我願意按主的帶領，一生學習忠心事奉，直到失去工作的能力。」[6]